历史岂容杜撰—浅评《瑞洪方志》

历史岂容杜撰

      —浅评《瑞洪方志》

历史叙述是对历史的记录，起“传递”历史的作用，所以真实是历史的灵魂。基于此，余干县诗词学会与瑞洪诗书画协会在2006年7月的小报《琵琶新韵》上，开展了对《瑞洪方志》（下称《瑞志》）的讹误之处的批评，旨在去伪存真，以正历史。本邑众老儒撰文支持，其中有张鹏的《是教科书还是谎言库》，江藻的《荒唐！荒唐！》，袁世明的《张冠李戴用意何在》，张鑫昌的《子虚乌有岂成方志》和《有辱今人，更有辱后人》，江重南的《我的名字不容污染》，彭华川的《为吾邑某君画像》，以及江汀的《历史岂容杜撰》。现笔者将当年发表过的《历史岂容杜撰》，略作改动后重新见书。

方志，记一方之物土，乃一方之全书。因此说，方志必须记真求实，必须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订，决不能凭空臆造，任意假设。如果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编修方志，势必得出非本地历史面貌的错误结论，正如《瑞志》中所说的必将“贻误后人”。若非编者强调《瑞志》乃“记录的史料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是“千秋万代的教科书”，并具有“开创历史新纪元”和“时代里程碑”的社会意义，笔者倒无趣辟谣。本来盛世修志，奏一曲千古吟哦，承历史之先，启未来之后，何尝不是惠及子孙的好事。但是讹误百出的《瑞志》却让村夫野老大失所望，所以人们期望有人能指出杜撰瑞洪历史和妄说瑞洪物土的事例，把颠倒了的历史纠正过来，以免其迷惑当世，贻误后学，从而促成这部“教科书”在正确的舆论中渐臻完善。基于此，笔者仅从学术讨论的角度直言不讳地略说《瑞志》中的纰缪之处，与编者商榷。

瑞洪地区最早的居民始于何时

人类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都是从有人类活动开始的。中国的历史并不等于江西的历史，江西的历史并不等于余干的历史，余干的历史并不等于瑞洪的历史，瑞洪的历史只能是瑞洪人的历史。然而编者们却按图索骥，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臆写瑞洪历史发展的进程，虚拟瑞洪的通代史，从远古一朝一代写到当代。《瑞志》中多处写到瑞洪地区最早人类活动的时期，此乃历史定位的重要问题，可是众编者尽其想当然之本领，各陈其辞而又相互矛盾。对此《瑞志》中有四种观点，其时间相差分别是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14页称：“据县记载，远在石器时代，一群越人先后聚居于瑞洪东岸，在这里繁衍生息。”这是其一；其二，189页称：“据史书记载，新石器时期余干县城就有人居住，瑞洪邻近县城，应是有人居住。”；其三，5页称：“春秋战国时期，越人是瑞洪地区的原始居民。”；其四，出于同一作者在5页上称：“瑞洪地区在商朝就有人类生存”。四种观点相互矛盾并存一书，将编者妄说瑞洪历史的态度表露无遗。由此人们看出，编者们对于瑞洪地区最早居民到底始于何时，在他们的脑海中也完全是一片空白，只不过是尽其想当然而已。

说其一，编者不明白叙述石器时代必须阐明是新石器时代，还是旧石器时代。如果文中的石器时代是指旧石器时代，那么人们可以理解为约一万年前，或几十万年前，或一百多万年前，瑞洪地区就有人类居住。据历史记载，中国最早的居民是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瑞洪地区至今也未发现任何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万年县仙人洞遗址是江西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代文化遗址，距今约八千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所谓“据县记载，远在石器时代……”之说无考，全然是涂鸦之笔。所谓“瑞洪东岸”之说，乃属缺乏常识之误笔，因为只有河流才有东西岸之分。

说其二，余干县志上认为“余干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其依据是在九龙地区发现西周古文化遗址七处，故作出上述之推断，此乃符合人类发展史规律的推断。编者认为“瑞洪临近县城”，因而得出“应是有人居住”的结论。无证可考说成“应是”的推测，这是按距离辐射的唯心主义的观点。

说其三，有编者却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越人是瑞洪地区的原始居民”，这是想当然的无稽之谈。

说其四，同样是荒唐的推测。编者仅凭余干县毗邻的鹰潭市发现商朝的陶窑遗址，于是推定“瑞洪地区在商朝就有人类生存”。如果依编者按距离辐射的逻辑认定是否存在人类活动，那么毗邻鹰潭的贵溪、弋阳、东乡、万年、横峰等地区，在商朝各地都有人类生存。如此一地辐射一地，那么整个中国在商朝便没有没人居住的地方。倘若编者了解邻县万年发现距今约八千年的新石器早期的稻文化遗址，其无疑会假说那时瑞洪就有先民生存。考察瑞洪的人类活动，不能无视这里的自然地理的特点。鄱阳湖边的弹丸之地瑞洪，四面环水，水患频繁，既无高山，又无平原，根本不适宜远古人类生存。

对瑞洪地区四个历史定位的观点是折衷主义的“是这又是那”的表现。认定一个地方的历史渊源，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并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去伪存真，却不可凭空假设和盲目抄摘，否则，势必陷入荒唐的泥团中。在形而上学的观点影响下，编者思维中形成一种错误的逻辑概念：地球是一个星球，并且有人居住；月亮也是一个星球，故月亮上肯定有人居住。 这种人不懂得地球之所以有人居住并不在于它是个星球，而是建立在别的条件上，但这些条件月球是没有的。

关于瑞洪地区最早的居民问题，其实《瑞志》中业已作了明确的记载。23页载：“除官山刘家唐末迁来外，大多数村民都是宋、元、明、清从外地迁来。”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既然如此，何必要天花乱坠地臆说。那种认为把瑞洪地区社会发展史越提前越好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瑞洪地区有近70个自然村，从各村的谱谍中可以看出，除少数村是外省迁来的，大多数村为明清时期由本县或附近的县迁来的，后经数百年的人口发展，才形成现在的村落布局。有乡土学者认为：在秦之前，瑞洪地区是个荒蛮之地，无人在此定居，未形成村落，所以臆说瑞洪者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关于古代瑞洪社会发展之奇谈怪论

《瑞志》的众编辑犯了一大忌：脱离瑞洪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大肆摘抄中国历史和江西历史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从远古至今，虚拟瑞洪社会发展通代史。瑞洪社会发展史，只能是瑞洪人的社会发展史，将开发较晚的瑞洪地区的历史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类比，这便是离开事物的全部关系，而不顾本质条件是否相同的主观臆断在思维中的虚假反映。

瑞洪的人类发展史是从远古时代写起的，认为早在远古时代，瑞洪地区就有人类在此生活，并使用陶器，“标志着瑞洪远古文化史上划时代的进步。”人们不禁要问：余干县人类祖先起源于瑞洪吗？瑞洪发现了远古文化遗址吗？无凭无据，岂不是天方夜谭？编者一方面推断瑞洪“于商代末期就已熟练掌握了犁耕技术”，另一方面却称汉代时“刨土整地用铁锹”，“后来才有犁”。既然在商朝瑞洪农业盛行犁耕，怎么又称一千多年后的两汉才有犁？岂不是历史开了倒车吗？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首先要确认这个地区当时是否有先民在此生活。在历史上余干县属楚国势力范围，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饥馑之患”。但后人不应由此而得出“生活在瑞洪的祖先过着富饶、宽裕、饱食生活”的结论。编者的愿望是好的，但却忘了自己是在记史。记史必须秉笔实录，伪造的历史不能成为历史。楚越之地辖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地广人稀，该有不少荒蛮之地。何况又无任何先秦历史资料可考，就不能假设春秋时代瑞洪地区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并过着富裕的生活。有编者认为西汉时期，“余干县的中心位于族湖”（即今天之神口地区）（5页载）。余干县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建县，治所一直在今天之县城，不知“神口中心论”从何说起？西汉时期的神口、曹溪、新塘、松山和神埠等地并未建村，连居民都没有，何以谈得上“农业发达”、“当时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然而15页却载：“从古文献来看，江西是西周王朝边远地区，江西被看作蛮荒之地，地广人稀的瑞洪亦在其中。” 190页载：“古代的瑞洪是个偏僻的蛮方”。既然瑞洪地区是个人类开发很晚的蛮方，何况又无遗址、文物可考，众编辑就没有必要天花乱坠各叙其辞，令读者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的人认为：“宋元时期是瑞洪历史的形成期”，“明清时期是瑞洪历史的发展期”。也有人认为：“两汉和隋朝是初步发展期”，“唐宋是繁荣昌盛期”。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比较符合瑞洪人类发展历史的实际情况。后人可以依据瑞洪地区各村宗族的谱谍和瑞洪街杂居各姓的家谱中，客观地推断出瑞洪社会发展大概的轨迹。据《瑞志》记载，有四十多个村庄他们的祖先系明朝时期迁至瑞洪地区的，有十多个村庄系清朝迁入的，还有村庄系此时期由南墩张氏析出的。史实说明“荒蛮之地”直到明清时期始得大面积的开发。为何多数村庄的祖先于明清时期纷纷迁到瑞洪地区繁衍生息呢？这缘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元末以来的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明朝时期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鼓励农民迁徙到边远及荒凉无人区开垦发展；另外因统治者大肆兼并土地，使不少农民丧失土地而流离他乡，同时苛捐杂税也是使农民逃亡到未开垦的处女地开荒谋生。再说清初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鼓励农民到无主荒地开垦耕种，永为世业。基于此，所以本县和附近县的流亡农民先后来到荒凉、偏僻的瑞洪地区开荒种地，并定居于此。

古镇瑞洪何时设市与定名

《瑞志》中在话说瑞洪时，出现不少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不管是故意还是疏忽，但至少可以看出编者欠自圆其说之本领。

瑞洪位于信江注入鄱阳湖出口处，是古代江湖水运枢纽，为闽越百货水上运输必经地。随着江南人口和经济的发展，瑞洪逐渐成为商贸和水产集散市场。对这个历史事实大家是有共识的，但对于瑞洪何时才建市设镇却众说不一。12页载：“唐代武德九年即建有商埠”；181页载：“瑞洪古镇始建于宋朝”；82载：“初建于明初，以镇名称之”。唐耶，宋耶，明耶，这简直是在猜谜。

《瑞志》序一中写道：“瑞洪……至唐武德八年间（625年）曰洪崖，直到民国元年（1911年）前后始曰瑞洪。”应纠正的是民国元年为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帝制是1911年。这位“序”作者认为自唐初之后的一千多年直到民国元年前后，瑞洪一直称名为“洪崖”，而不是叫“瑞洪”。然而在8页中另有人却认为：“瑞洪街在明以前，确实叫树洪，而不是洪崖，当时洪崖是一个乡的名称。”8页中又称：“树洪是明代洪武年间改为瑞洪。”甲认为瑞洪旧曰洪崖，民国前后始曰瑞洪；乙认为瑞洪旧曰树洪，明初始曰瑞洪。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古代的中国只有本地的地名叫“瑞洪”，《瑞志》中所载的宋代徐问写的《过瑞洪》应该是指本地，明代李梦阳写的“暮夕依瑞洪”也应该是指本地，还有清代蒋士铨写的《至瑞洪》也是如此。既然在宋、明、清都有诗人描述瑞洪，可见“民国前后始曰瑞洪”和“明初始曰瑞洪”的两种观点均不符合史实。如此自相矛盾记史，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呢？

是教科书还是谎言库

编者再三强调《瑞志》中“记录的史料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是“千秋万代的教科书”，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瑞志》中编者引证不少牛马不相及的传说，把他乡的名人说成本地乡贤，把异地的风雅遗闻附会成本地的事件，以他方之花接本地之木，这样势必导致读者雾里看花。

所谓“在唐代梅溪乡建造金山寺，相传张道陵过此，见观音在河边用竹篮提水，故立庙以祀”。张道陵系东汉人，他活到了唐朝吗？从东汉灭亡到唐朝的建立，中间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朝，长达四百年，怎能用民间以讹传讹的说法作为史证呢？编者视金山咀乡的洪崖寺为瑞洪之古迹，洪崖寺系“唐天宝年间始建，以山称名。”接着又说“相传大战鄱阳湖时，朱元璋曾来此游玩并赐名洪崖寺”。建寺时既然以山称名，为何六多年后又要请朱元璋以同一寺名而赐名呢？还有人把瑞洪和梅溪等地的得名均臆说为朱元璋的赐名，认为地名粘上帝王便更神奇。编者不顾江西史册认定蒋士铨为铅山县清代文学家，也不顾《余干县志》排除蒋士铨为余干县历史名人，却非要把蒋士铨视为瑞洪历史名人不可，并为此抱不平。

为《张申旺墓志》辟谣

叙写古人古事，似乎易予圆谎，但对于现代的人和事，如果以闭门造车的态度去任意杜撰，那就难以混淆是非了。在话说西岗村孝子张申旺为母亲守墓三年时，作者无视历史遗存——张申旺墓志碑，却故意歪曲史实，把张申旺“寿止四十又六”，谎称张申旺系六十四岁病终。守墓三年孝的是生母，偏偏说成孝的是继母，自以为只有这样更能彰显张申旺的孝道精神。《张申旺墓志》曰：“前余干县长周国光，嘉其孝行，特撰“孝第力田”四字以旌之”。可是编者对“孝第力田”误读误解，将“孝第”改为“孝悌”。这一改动，说明县长馈匾就送错了对象。“悌”的含义是表示弟弟对哥哥的尊敬和感恩，但不能表达儿子对母亲的孝顺之意。县长的题辞言简意赅，“孝”指孝子，“第”指门第、宅第。“孝第”之意即孝子的住宅可曰“孝子第”，并应制作匾额写“孝子第”三字悬于门楣上，以示荣耀，如旧时的进士第、状元第、××府第。对于“力田”二字编者未作解释，但笔者认为此乃古文中主谓倒置的句式，主语“田”字指代农民，谓语“力”字含力行和践行之意，于是可意释为“农夫乃力行孝道的人”。

对于《瑞志》中对现代和近代的瑞洪发展史的诸多方面存在脱离实际的套话和割裂历史的空话在此不想评说。修志者应具备史学、史识和史德的修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调查研究，集思广益，不为门户之见所左右，同时也不能因人编史和因人废史。如果修志者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缺乏秉笔直书之精神，就难以编出“千秋万代的教科书”。尽管《瑞志》存在这样那样的纰缪之处，但作为地方综合性历史资料的价值仍存在。笔者的看法，只是一管之已见，至于《瑞志》是否“记录的史料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还有待本邑广大群众来评说。